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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叙事不应将社会创伤悬置

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李 飞

  社会灾难的发生,导致大量个体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创痛,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创伤研究的视角看,社会灾难大部分是创伤事件。笔者将通过学者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来考察灾难叙事。
 
  灾难叙事:不能避免伦理审视
 
  创伤性意味着社会灾难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即使在物理时间的维度上已经过去,社会灾难依然是情感和意义的投注焦点。现代历程内嵌着殖民、世界大战、大屠杀、大清洗、大饥荒等社会灾难,这些灾难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不同群体自我理解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今天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文化形态和集体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社会灾难中存在着无法用已有意义框架直接套用的“过度”成分,需要我们不断地重回事件本身去理解灾难。比如,社会灾难中的受创群体的广泛程度和深刻深度可能远远突破人们的认知。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要对所有犹太人包括儿童进行肉体消灭,而这些残忍的行径已经对并未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后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卷入二战的前四天,伦敦居民杀死了超过四十万只家养宠物。这些社会灾难的创伤性后果,都是最近才逐步被揭示出来的。
 
  灾难叙事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历史编纂、文学艺术中,不同形式的灾难叙事有着极为核心的地位。跨学科/文类的灾难叙事不仅仅是表征已经过去的社会灾难,或者探索社会灾难的表征形式,同时也是对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政治认同、思想观念的塑造手段。因此,灾难叙事既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不同力量的角逐场。创伤视角的引入,使得社会灾难的历史叙事重新接受审视。对文学而言,灾难叙事不会被限定在“艺术自由”的范围内,无论是否违背创作者意愿,灾难叙事总是要接受伦理维度的质询。在表现集体屠杀事件的电影中(如《午夜守门人》),色情是否是必要的表达形式?同样,从加害者视角是否会导致观众不恰当的移情?在电影《南京·南京》(2009)中,叙事视角和日本兵的重合,模糊了受害者创伤和加害者创伤的政治和伦理区别。也就是说,在灾难叙事中,并不能以“艺术自由”等理由,避免来自伦理视角的审视。
 
  灾难被置于工具性地位
 
  虽然对于灾难叙事的探索形式很多,但某些主流叙事模式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笔者在这里探讨两种支配型的叙事模式——救赎叙事和进步叙事。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意义互为表里,因此,在探讨叙事模式的时候,也会涉及它们背后的意义。
 
  救赎叙事的原型来自宗教的天堂(伊甸园)-堕落-历史-救赎模型。在其中,“历史”是一段充满了考验和磨难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获得救赎的必备经历。当然,现代文化中的救赎叙事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宗教叙事形式,而是将宗教救赎替换为精神提升(道德或情感的升华)。救赎叙事将社会灾难设置为某种危难,而这些危难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考验。救赎叙事会提供丰盈的意义感,提供足够的感动。因此,以救赎叙事为模式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强调危急时刻的人性,并以此为主要升华点。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金陵十三钗》(2011),是典型的救赎叙事。其“救赎”点并不在约翰·米勒从流氓到“神父”的道德升华,而是在故事的结尾,“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日本兵营。在这个充满着伦理争议的结尾,借着电影前期对这些风尘女子的“低贱者”想象,替女学生死成为准宗教式的殉难。
 
  救赎叙事,强调人的道德/情感的极点体验,将社会灾难中的创伤问题转化为道德升华或情感净化。正因如此,采取救赎叙事结构的灾难叙事总是给观众以感动,甚至引爆观众的泪点。但是超过必要限度的救赎叙事则常常被视为刻板的宣传。比如在社会灾难中,过于强调“平凡的伟大”,甚至大肆渲染底层人的奉献,常常不会起到预想的升华作用。
 
  进步叙事是历史主义(历史是有方向的线性展开)的叙事变体。进步叙事也可以称为发展叙事,在叙事结构中,历史原动力(历史规律、革命力量、人民、人民意志等)推动着历史/叙事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叙事结构在很长时期以来是主导的叙事结构。二战后的思想界、学术界虽然不断地反思这一叙事结构,但是在历史教育、畅销历史读物中,这种叙事结构大量存在,并且影响深远。依照进步叙事的结构要求,近代以来一战、二战、大屠杀等一系列社会灾难,往往会被安排进简单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民族不断觉醒、人民终将胜利的历史进程。在1980年代之前,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现代戏剧,社会灾难均被整合到进步叙事。如今,进步叙事常常采取更为复杂的形式,不妨称之为辩证进步叙事。辩证进步叙事看似接纳了社会灾难的重要性,但仅仅将其视为进步过程中的“曲折”,即社会灾难只是意外地阻碍了社会进步。查尔斯·泰勒在其名著《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一厢情愿地视现代欧洲的发展为自由和人权不断扩展的“曲折前进”过程,大屠杀这样极富创伤性的社会灾难则被视为“曲折”一带而过。
 
  进步叙事强调的是最终目的,忽视了社会灾难的创伤性: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进步必将战胜反动。当然,救赎叙事和进步叙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灾难叙事常常将二者混合在一起。总体来说,两种叙事结构和它们的混合状态容易错失社会灾难的创伤性,社会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于工具性地位,其作用是道德/情感升华、事业激励和集体认同。
 
  敞开着的伤口
 
  创伤研究的源头性思想家弗洛伊德认为,创伤具有强迫性重复的特征。社会灾难的创伤性也暗示着它的重复性。就社会灾难而言,历史并不是沿直线前进的,而是不断重复,即社会灾难如果没能以有效的文化结构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很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救赎叙事和进步叙事的问题在于,它们假装“治愈”了创伤,这反而将创伤问题悬置一边。可取的叙事形式不是将社会灾难视为可资利用的(过去)事件,也不是将其视为辩证运动的一环,而是将其建构为一个敞开着的伤口,一个持续干扰着我们的“幽灵”。这个伤口会不断地质询我们的集体认同、公共事业,甚至质询某些组织结构的合法性。但恰恰是敞开的伤口可以尽量避免灾难的不断发生,或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灾难的创伤性。将社会灾难建构为敞开的伤口,需要摆脱支配性的叙事常规,寻找新的叙事形式。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西方的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证词(尤其是大屠杀证词)在1980年代成为见证社会灾难的重要文体,被很多学者视为传统历史叙事的重要补充。莫里森的《宠儿》(1987)是更为复杂的灾难叙事,牵扯到奴隶制和黑人身份等重要问题。在小说中,奴隶制并不是历史进步中的一个“坎坷”,也不是证明人性高贵的契机,同样,也并不是与现在无关的过去。奴隶制作为“鬼魂”持续存在,是集体认同中难以同化的伤口。即使不采取复杂的叙事形式,伤口也可以得到保留。老鬼的《血色黄昏》(1988)使用粗粝的纪实手法讲述社会灾难,成功地保留了伤口,摆脱了“过去毕竟过去了”“重要的是向前看”等拜物教思维。当然,因其重要性,灾难叙事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内部的焦点,还是不同社会力量关注的焦点,支配性的叙事方式也就常常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和引导。[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创伤理论与批评研究”(2019M661465)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6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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